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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中国时,西方媒体总是语焉不详、话里有话

来源:务基资讯 2019-11-22 15:52:24

[·杨·知止,文/观察网专栏作家]

9月11日,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在一次由英国《图片报》组织的活动中会见了香港“自决运动的代表约书亚·王(joshua wong)。此举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

尽管马斯坚持认为他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并表示他将“今后再做一次”,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行为无疑是“过河拆桥”、“背后捅刀子”,不符合外交的“准则和常识”。也可以说,这助长了中国内政的不稳定,甚至带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味道。

很难想象这一事件会“让雁过无声,风过无痕”。这很可能对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有些人认为做生意时,他们应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是西方人傲慢的典型表现。有些人还认为,这是他们对中国“以商促变”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西方政治家的许多言行都是基于国家利益、政党的需要以及政治家的个人想法和个性。大多数动机都与西方媒体的角色有关。

香港叛军黄之峰

“第四权力”的制衡

“相互制约”是西方国家上层建筑的主要特征。

以德国为例:选民选举议会,议会产生总理,总理组建内阁。议会有立法权,政府有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方相互独立,相互包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权分立”。

不仅如此,民主制度的设计者还增加了一个监督政治权力结构之外所有权力的机制,即“媒体”,即“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即所谓的“舆论权”。

与其他三种力量不同,媒体的力量不是来自人民。因此,当它施加影响时,它不必看人民的“脸”。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就是舆论本身。

由于其监督政治权力和激发人民智慧的重任,媒体自然具有“道德判断”和“政治正确性”的特殊身份。它不必考虑经济利益、权力交易和社会联系;它只需要揭露当前的弊端,形成舆论,造成压力。

“第四势力”的影响可以在许多著名的历史案例中得到证明。其中最著名的是水门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媒体勇敢而顽强地追求真理而被赶下台。

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和批评,像马斯这样的西方政治家会用会见黄之峰这样的行动来证明他们的“道德”存在。因为他们的政治生活离不开选民和政党的支持,民意对选民和政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必须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德国外长马斯会见黄之峰

换句话说,西方政客对中国说的话,不管是“劝诫”还是“建议”,批评和指责,最终都是针对他们的国内选民。知道了这一点,中国对此类言行的反应将会轻松得多。

然而,如果媒体要有效地发挥政治权力以外的监督作用,先决条件是它必须保持其“独立性”(财政、人事等)。)和“中立”(意识形态、宗教派别主义等)。)。因此,绝大多数德国记者都试图坚持某种道德底线。

底线是所谓的“pressekodex”。实施工作由“德国新闻委员会”(DERDEUTSCHESSERAT)监督。

这份“自律守则”包含17篇文章,显示了高度的职业道德和“政治正确性”。例如,1)尊重事实和人类尊严;2)彻底调查。必须尽可能彻底地调查所有公开发布和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编辑过程中不允许失真或伪造。3)任何公开发表的新闻或意见,特别是涉及个人的新闻或意见,一旦被证明是错误的,必须立即以适当的手段予以纠正。

当然,媒体追求“独立”和“中立”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在政党轮替的大环境下,媒体与政府和外界政党的关系将与媒体本身的政治倾向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亲和力”。

因此,政治影响和影响媒体的企图一直存在。例如,当德国前总统克里斯蒂安·伍尔夫(christian wulff)得知某媒体将要报道关于他的“丑闻”时,他立即亲自打电话,施加压力,甚至“威胁”媒体负责人。

政治媒体之间有无数联系的原因与前面提到的媒体的政治倾向有关。另一个原因是政治(政府和政党)也通过他们自己的“公共关系”部门影响公众舆论和公众。

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政府首脑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对政府工作的成败和政治家自身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妥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政治家的“必修课”,很少有政治家能低估“第四大国”的力量。

然而,一天结束时,任何力量都会固化并自我扩张。媒体也不例外。光有自律显然是不够的。那么,谁来监督媒体,民主制度中的“无冕之王”?这是个问题。

“第四项权利”的限制

从字面上看,前面提到的德国媒体的“自律守则”似乎清楚地解释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然而,在实践中,界限往往是模糊的。

例如,第1条要求"尊重事实"(wahrhaftigkeit),第2条要求"彻底调查"(sorgfalt)。然而,面对同一事件,报告(文本、图片、视频等。)不同媒体的报道有时大相径庭,尽管各方都坚持认为他们“看到”或“彻底”调查的是“事实”。

这表明,“尊重事实”和“进行彻底调查”的标准是相对的。所陈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调查是否“全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很难避免主观色彩。

如果记者捏造新闻来获得眼球或其他动机,影响会更大。

去年12月,德国《明镜》周刊揭露了其工作人员捏造新闻的欺诈行为。记者兼编辑claas relotius在该机构工作多年。他的作品赢得了许多奖项。就在事件发生前三周,他获得了“2018年德国记者奖”。最后,人们发现他的报告基本上是他自己发明的。

事件曝光后,公众舆论一片哗然。突然间,人们发现《明镜》周刊和各种新闻奖项的评委对新闻报道“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审查机制几乎是虚构的,漏洞百出。

因此,“第四权利”本身有许多问题。特别是在涉及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报道中,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和突出:

1)西方媒体在自己的国家履行“第四大国”责任时相当方便,但它们在跨境、跨宗教、跨机构和跨文化报道方面往往受到太多限制。

背离“行为准则”。预设、傲慢与偏见、主观假设等现象很普遍。这表明记者很难不受自身文化背景、道德传统、政治理念和制度环境的影响。

例如,对于制度不同的国家,西方媒体非常热衷于报道当地的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只要政府属于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体系,所有的反对派行为都应该受到赞扬,即使发生暴力抗议,他们也可以被忽视。

2)西方媒体把“政治正确性”视为上帝,误认为是“永恒的正确性”。

从“第一颗心”的角度来看,“政治正确性”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的确相当进步,但如果将其转化为某种“神圣的东西”来崇拜,就很容易导致“政治清洁”和“道德傲慢”。

例如,西方媒体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他们正在实行“概念歧视”和“制度歧视”。西方民主制度的设计有许多优点,但现在,经过多年的侵蚀和新问题的相继出现,这一制度出现了许多漏洞,而其他制度经过改进可能并不是无用的。否则,西方不会将中国视为“系统竞争者”

17日,黄之峰(左)和何云石在美国国会作证。

3)国外西方记者的“个人素养”和“知识结构”有待提高。

国外的西方记者对其所在国的文化背景了解非常有限和有选择性。因此,有许多现象,如“知一而不知另一”和“知另而不知为什么”。

这些记者在海外的时间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无法透彻了解东道国的文化本质和思维方式。其次,他们获得的大部分知识和营养是这个文化圈过滤出来的信息和认知(如同一文化和语言的相关作品等)。)。

因此,这些国外的西方记者在报道国外事件时,不可避免地会在“主观镜头”的上面戴上一副“有色眼镜”。

长期以来,德国电视新闻主持人或广播员经常颠倒着念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例如,他们会说“中国总理柯强先生”,而不是“李先生”。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名字中的姓氏是一个接一个的,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国名字。

这种错误似乎是由“疏忽”造成的,但其背后反映的是他们对“落后国家和其他文化”的轻视态度。

许多年前,德国的图片报在第一版上发表了一条简短的信息,只有几个字。中心内容是“一名神父在中国被逮捕和监禁”。这篇报道严重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原则,也没有解释牧师为什么被监禁。

牧师被监禁也许是真的,但是牧师也可能因为“恋童癖”而被监禁,毕竟这在西方教堂是很常见的。显然,这篇模糊的文章试图传达另一个信息。

这就是西方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的“选择性”现象(只说一种,不说另一种)。

4)西方媒体挤在一起取暖,建立“主流意识”,拒绝和压制“另类声音”。

这种“片面”、“不完整”和“不完整”的报道方式控制了西方的舆论市场,严重干扰了公众“一次听一切”的观点。

9月11日,德国公共电视台凤凰卫视采访了德国《经济周刊》前总编辑、中国问题专家斯特凡·巴龙(Stefan Ba Long)。主题是:外交部长马斯与香港“自决运动”代表黄之峰的会晤引发了中德外交危机。

巴朗先生认为马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因为政治家应该首先从责任出发,而不是受道德驱使。他认为,马时亨的行为对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没有帮助。与此同时,巴龙也明确表示,香港的暴力事件不是由警方挑起的,而是由示威者中的极端分子挑起的。不是中国不想要“两制”,而是有些人不想要“一国”。

这次采访有两个亮点。首先,像巴朗这样的声音在德国媒体中很少听到。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二,女记者的问题显然让她觉得自己在遵循“主流意识”的理念。当巴龙坚持不让她的问题进入“深沟”,或者当巴龙的回答不如她预期时,记者对继续采访失去了兴趣。

香港教师唱国歌拍摄示威者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正确性”的影响下,西方媒体严重影响了“第四势力”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最危险的是,它像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在明显的漏洞和不足之后,已经丧失了自我完善的能力和机制。

过去三年英国英国退出欧盟的闹剧和西方对香港动乱的报道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篇文章是Observer.com的独家手稿。未经授权不得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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